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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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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文)观念的确立—— 间战期的美国海军战术和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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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服役纪念章铜星勋章

发表于 2016-7-9 21:39:5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史东 于 2016-7-9 21:42 编辑

观念的确立
—— 间战期的美国海军战术和作战计划
作者:Trent Hone
翻译:史东

总序言
在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与1941年偷袭珍珠港之间的19年中,美国海军通过进行为数众多的舰队问题演习(Fleet Problem,在海上进行)和战术推演(在海军军事学院的海图上进行)来磨练自己的战斗技能。这些努力的最重要成果是将一套共同的观念引入了海军,它使得海军军官们能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投入战争。
在1922年华盛顿海军会议后的最初几年内,这个共同的观念尚未成形,但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它的益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海军逐渐学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用同一种思想来应对战斗中变化着的情势。
这一学术发展的重要性在以往被大大忽略了,这主要是战列舰占据了主导地位的缘故。海军的战列舰队在珍珠港遭到了灭顶之灾,航空母舰却在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战役中逐步确立了统治权,这些事实导致了以往的研究者在研究战前的海军观念发展时仅仅重视航空母舰。本文试图指出其失察之处。

一、序言
一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刚刚将史上最强之战列舰队的建设计划进行到了半途。南达克他级战列舰和列克星顿级战列巡洋舰被设计用来在未来几十年中保持海上的霸权。而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却使这些计划化为泡影。
条约要求美国海军终止新舰的建造工程,在10年内不得建造任何新战列舰。海军被迫继续运作其手头现有的战列舰队。虽然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队之一,但其舰型却是五花八门、弱点无数。这些弱点更因为共同观念的缺位而陷于严重化。
海军最初建立的战术观念侧重于机动和积极进攻,以便控制海战的走向。在1922年华盛顿条约与1930年伦敦条约之间的时期,海军的观念更加注重上述两个要素。灵活机动可以保证多艘美国海军军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参加海战,坚决进攻则能使敌人失去平衡。
在1930年第一次伦敦条约之后,海军的观念继续进化,变得越来越成熟,开始反映出现有军舰的性能和局限。20世纪30年代日趋复杂的战术观念在舰队问题演习和海军军事学院的演习中得以升华。新的战术要素一旦被采纳,就会发表在海军的《舰队战术出版物》(Fleet Tactical Publication)上。这一观念中未获出版的部分可以在海军军事学院的演讲和美国舰队总司令的年度报告中找到。
这些文献表明美国海军在间战期的最后十年中发展了一套成熟的战术观念。该观念基于以下的思路:即通过夺取战术主动权来控制交战的节奏。它强调多兵种协同,注重战术弹性。这一观念的采用使得海军能大大加强其最重要的实力之一——军官团的能力和训练。

二、观念的形成 1922—1930
为了获取关于如何进行一场成功交战的线索,美国海军分析了皇家海军在日德兰海战中遭到的挫败。皇家海军在这场一战中唯一的大规模舰队交锋中企图决定性地击败德国大洋舰队,却未能成功。在1916年5月31日下午,两支舰队在丹麦海岸外打了一场大规模但却是非决定性的海战。以美国海军的眼光来看,皇家海军的挫败主要可归于三个原因:糟糕的接战部署;编队之间的协同和通讯不佳;皇家海军在夺取进攻权和控制战斗节奏方面的无能。
基于这些观察,海军总结了若干条重要经验教训。第一条是:灵活的协同机动的必要性,这可以通过引入新的战术队形和巡航条令来实现。其他经验要借鉴起来就比较困难。积极进攻是成功的关键,可以让海军控制住交战节奏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在白热化的战斗中,处在舰队中心位置的指挥官要协调全舰队的活动是不可能的,唯有发展一套共同的观念方能保证海军舰长们有效地协同作战。

队形与机动
在间战期之初,海军强调协同机动的重要性,发展出了分别用于巡航、接敌和战斗的特殊队形。这些队形又由一份名为《战列线的队形与机动》(Formations and Maneuvers of the Battle Line)的舰队文件加以补充。这份文件阐述了战列舰队的组织结构,讲解了战列舰队在海战中有可能做出的大量机动动作。
“出于战术目的,战列舰队由三个中队(squadron)外加一艘供战列舰队战术指挥官乘坐的旗舰(译注:与日德兰海战中舍尔的总旗舰腓特烈大帝号一样,不编入任何一个中队或分队)组成……三个中队分别标为强队、中队和弱队。”
“每个中队由一个或数个拥有三艘军舰的分队(division)组成,分队个数取决军舰总数的多寡。弱队总是处于中间位置,强队和中队分处两翼。”
关键在于:海军战列舰队应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进行机动。将军舰编组为分队和队的做法简化了这一活动。由于引入了新的战术队形,全舰队的机动也得以简化。
如果敌人位置尚未确定而发生接触的可能性也甚微的话,海军就会采取巡航队形,该队形强调的是安全。在舰队前卫周围由轻型舰艇组成的同心圆可以防止与敌人发生突如其来的接触,以免处于队形中心的大宝贝们一下子受到威胁。
图1:典型的巡航队形

在大概地判定了敌人位置之后,舰队会改为接敌队形。接敌队形更加密集,用以确定敌人位置,它使舰队能够快速地展开成为战斗队形。

图2:典型的接敌队形
与敌人发生接触之后,便会组成战列舰队。舰队90度转向并改为战斗队形。战斗队形意味着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意在使舰队的每一个部分都能投入摧毁敌方战列舰队的战斗。轻型舰艇将会集中在编队的首尾。首尾分布的确切比例则据情况而定,最常见的安排是用2/3的轻型舰艇打头,余下的1/3护尾。

图3:典型的战斗队形
(译注:注意敌方主副炮射程对于我方巡洋舰和驱逐舰部署位置的影响)

观念的缺位
标准编队队形和机动的引入仅仅是第一步,要达到使舰队在战斗中协调如一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海军仍然缺乏一套共同的观念。美国海军的观念基于一些非常基本的战术原则,差不多就是些陈词滥调。
“基本的战术原则乃是在决定性的交战点上集中优势兵力。”这就是1923年《作战条令》(War Instructions)的精髓,它几乎称不上是一条观念。这种情况的局限性被充分地认识到了。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美国海军(陆军也是如此,只不过程度较轻)从未着力向其军官们灌输上述战术观念,这就造成了在历次战争中所谓的“决战”的结果往往是不痛不痒。
唯有一套共同观念才能保证海军各部队在白热化的战斗中协调各自的行动。“在由若干类型的军舰组成的大舰队与强大且高效的敌方舰队交战时,任何计划,不管它制定得有多么完善,都不可能被协调地执行,除非队、分队、军舰的指挥官具有与其总司令相同的作战观念,并且已经深入领会了这些观念。”
《作战条令》得出了相似的看法,它指出:胜利是通过“向部队灌输战术观念”而取得的。“由此可以形成对总司令的意图与计划的共同理解,并在完成所赋予的、或是虽无命令却有执行之必要的任务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方法协调作战。”
然而,《作战条令》对于如何灌输战术观念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细节的东西。在灌输观念之前,首先必须形成观念。这就成为华盛顿条约之后若干年的一个重要目标。美国海军观念的最初版本是围绕着积极进攻而展开的。

积极进攻和远距炮击
日德兰一战表明:唯有夺取主动权才能实现决战。海军希望能够通过积极进攻来控制战役的节奏,进而摧毁敌方战斗舰队。虽然1923年《作战条令》引人注目地没有表述某个特定的观念,但它很明确地表明了一点:取得胜利的最佳途径是“采取攻势,攻势可以带来主动权,可以使我们能够将自己的计划强加于敌人。”
鉴于此,交战之初的远距炮击就成为“重中之重”。在极远距离开始炮击,就可能打乱敌方从接敌队形向战斗队形的变阵过程,海军希望能借此在交战伊始便占得先机。敌舰队的展开过程一旦被打乱,敌方就会被置于某种其可能永远无法恢复的劣势。而其他的优势也可以通过远距炮击得到。

贯穿甲板
随着交战距离的增长,炮弹越来越陡峭的下落弹道使其击中目标舰甲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就带来了两大优势:其一,炮弹贯穿进入目标舰要害部位的可能性增加;其二,不论敌舰的目标角为何,击中甲板装甲的炮弹的贯穿概率是相同的。美国海军自己的军舰也针对此类下落弹而加以严密防护。
诺曼•弗里德曼对设计方案所做的大量研究表明,美国海军战列舰对于下落弹的防护水平相对较高。从内华达级开始,所有美国战列舰都遵循了All or Nothing的装甲方案。All or Nothing就是仅在最要害的部位覆以最厚的装甲,这是第一种着意在10000码以上距离交战中起防护作用的战列舰装甲方案。美国海军当时现役的18艘战列舰中的12艘采用了这一方案。
相比之下,其他国家海军的战列舰采用的是“递增”式的装甲方案,用一系列厚薄不一的装甲板来防御在近得多的距离上射来的炮弹。这些方案没有采用相当厚度的甲板防护,在设计时并没有考虑要在10000码以上距离上抵挡炮弹。
美国海军关于“免疫区”(immune zone)概念的发展也影响了其对远距炮击的偏爱。通常认为美国海军的免疫区理论是一维概念。免疫区的内缘是由军舰装甲带抵御炮火的最小距离决定的;其外缘则取决于军舰甲板装甲抵御下落弹的最大距离。在这两个距离之间,军舰的要害部位是不可能被贯穿的。由此定义的免疫区是间战期战列舰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美国海军对免疫区的理解实际上更为复杂,不仅要考虑距离,还要考虑目标角(译注:个人理解,目标角target angle是指目标舰舰体表面与炮弹射入方向之间的夹角)。如图4显示的那样,它是一个二维概念。
除非目标恰好摆出与炮弹路径几乎垂直的目标角,近距离命中弹中的大多数会因为射入角度太小而无效。小角度命中的炮弹或是一头撞碎在厚装甲面前,或是被弹开。近距命中弹只有在极其合适的条件下才能达到摧毁性的效果。远距炮击则免去了这些麻烦。
“在14000码距离上,击中舷侧和击中甲板的概率相当。而在30000码距离上,80%的命中弹集中于甲板,且全都能够贯穿。它们具有不逊于在较近距离上贯穿舷侧的炮弹的破坏力。如果一方选择在远距交战,其具有较高的航速而能见度又允许的话,大部分的击沉战果将是由此类下落弹完成的,它们极易贯穿,异常致命……甲板贯穿区域从面积上看是很宽广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远距炮击的优势变得十分明显;虽然在此距离上命中率有所降低,但一击致命的概率却大大提高了。一旦远距炮击的优先地位得到确定,问题就转变为:如何在此距离上击中敌舰。
图4:甲板贯穿区域
空中弹着观测
在20世纪20、30年代,火炮的命中率取决于确定炮弹落点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对偏弹所激起的水柱进行观测的条件。弹着观测员不仅要能够看见目标舰的桅杆和舰体,更重要的是要能看见水线。如果无法测量目标舰舰体与偏弹激起的水花之间的距离,就不可能精确地调整火控参数。
因此,精确炮击的最大射程是由地球表面的弯曲程度和观测战位的高度决定的。在实践中,如果观测战位的最大高度被限制在桅顶,则战列舰的最大有效射程将在22000—26000码之间。增加这一距离的唯一途径是提升观测战位的高度。桅杆就只能造这么高,理想的解决方案是借助飞机。
1919年2月17日,德克萨斯号战列舰进行了一次运用飞机做弹着观测的远程炮击演习。观测数据通过电报接力的方式传回德克萨斯号。这次演习证明了空中观测比桅顶观测有效得多。海军少校Kenneth Whiting在向总委员会提供的证言中,将炮击有效程度的增幅估计为高达200%!
空中观测对于炮击有效程度的大幅提升也在海军军事学院的炮术课上得到了反映。1922年,海军军事学院对使用空中观测的命中率设定(译注:原文是assumption,可能是图上演习时的数据设定)也反映了Whiting少校的经历。
表:战列舰炮击命中率
  
距离(码)
  
命中率
桅顶观测
空中观测
12000
12.3
-
14000
8.9
-
16000
6.2
-
18000
4.2
-
20000
2.6
4.3
22000
1.5
3.4
24000
0.7
2.7
26000
0.1
2.2
28000
-
1.8
30000
-
1.5
美国海军的领导人并没有忽视这一进步的重要性。考虑到空中观测已经大大提高了远距炮击的命中率,海军航空局早在1922年就主张增大战列舰主炮的仰角。

技术进步
Ford Rangekeeper(译注:绿宝书中称为Ford Clock)的引入,使得精确的远程炮击变得更加有效。它是一种成熟的火控计算机,可以解算两艘运动中的军舰之间位移的偏等式。海军在1916年首次订购了这款计算机,它使得“美国海军炮术在一战后非常迅速的发展”成为可能。该系统提供了一个精确解算火控问题的途径,由此美国海军战列舰可以精确预测某艘敌舰将来的位置并向该位置开炮,从而提高了命中率。弗里德曼对该设备的重要性做出这样的评价:“Ford Rangekeeper及其后续产品的成功,也使得美国海军确信有可能在极远距离上连续命中目标,因此空中观测是非常值得一用的。”
除Ford Rangekeeper外,科罗拉多级战列舰上采用了垂直稳定器,这是一种在无法看清真实地平线时使用的人造地平线装置。它通过保证战列舰舰炮在横摇周期的恰当时刻开火来提高远程炮击命中率。此前使用的是视觉地平线,但视觉地平线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看见的,尤其是在夜间或能见度低下的情况下。逐渐地,垂直稳定器的作用得以拓展,它不再是天然地平线的补充,而是成为了用于火控目的的主要的倾斜指示仪。在对较旧的战列舰进行现代化改装时,这一设备也被加装到其火控系统中去。

进攻观念催生的军舰设计——战列巡洋舰和“铁皮舰”(Tinclad)
列克星顿级战列巡洋舰的最终设计方案体现了美国海军对于进攻的崇尚。装8门16英寸炮,设计航速超过33节,美国海军的战列巡洋舰意在成为一支进攻性的侦察兵种。在舰队战之初,她们将确定敌人位置并加以牵制,迫使其展开并夺取战场主动权。为了达到上述的强火力和高航速,装甲作出了牺牲。
列克星顿级的最终设计方案具有7英寸厚的装甲带,仅相当于同期战列舰的一半(译注:南达科他级为13.5英寸)。甲板装甲厚度则更接近于战列舰的标准,甲板防护总厚度为3.5英寸。侧重于甲板装甲的做法体现了美国海军对远至30000码的远距交战的重视。
华盛顿条约终止了新型战列巡洋舰的建造,它仅允许建造上限为10000吨的“条约巡洋舰”。于是又爆发了一场在此级别的军舰上的海军竞赛。美国海军在建造此类军舰时的侧重点同样体现了其对积极进攻的强调。
“由于巡洋舰的规模被限制为10000吨,很可能有必要在我们的新舰设计中放弃几乎所有的设置消极防护(装甲)的想法,以便有足够的重量实现航速、航行半径和火力的充分发展。我认为最基本的是:如果一艘美国巡洋舰与一艘敌方巡洋舰发生交战,其火力必须胜过对方。”
总委员会关于新型巡洋舰的最初设计方案体现了上述观念。1923年,总委员会对一个12门8英寸炮、无装甲的方案倾心不已。虽然其他方案中不乏装甲较厚者,总委员会最终仍拍板采纳一个10门8英寸炮加上中型“反驱逐舰”装甲的方案,这就是后来的盐湖城级(译注:即彭萨科拉级)。

三、观念的发展
从1930年起,美国海军开始形成一套更为成熟的观念。这一时期的战术出版物和演习都反映了该观念在成熟性和复杂性上的增长。

灌输观念
美国海军在向舰队灌输战术观念的过程中使用了两种有效途径:一是30年代一年一度的“舰队问题”演习,二是海军军事学院。后者尤其适于检验和修正战术概念。对于检验新观点和训练军官来说,桌上演习和模拟是一种迅速而又廉价的手段。
“我们称之为海军军事学院,但这个机构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实验室而非学院。在这里,我们仅仅用有限但已足够的时间去学习那些成功的战争所基于的正确原则,更多的时候是在海图机动和‘游戏板’(game board)上进行实际战斗和实验。通过此类微缩了的‘战争游戏’(war game),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的全景,学生们学会了如何将所学的原则应用于真实的作战环境中去。”
随着海军观念的成熟化,海军军事学院的重要性也在提升。海军鼓励其军官进入海军军事学院深造,如果有人无法前往,也可以参加教授这些观念的函授课程。
“海军军事学院有一项‘战略和战术学’函授课程,如果你和我们一样无法亲身前往,为什么不报名参加‘战略和战术学’函授课程呢?我已经参加了,并且从中领悟到了现行标准战术书籍所阐述的思路。”
“舰队问题”演习也是一种使军官们熟悉战术书籍中包含的观点的有效工具。其次数相对稀少,因而机不可失。(译注:不像海军军事学院还有函授班)
“舰队问题”演习和战术演习提供了大量机会,使得军官们能熟悉《作战条令》、《基本战术条令》(General Tactical Instructions)及大量关于舰队战术命令和观念的书面规定。每艘军舰上都开办学习班,以指导军官们学习这些书籍。随着海军观念的成熟化,熟悉这些观念的重要性也提高了。30年代的众多战术书籍比起早年来要复杂得多。

舰队战术出版物
1930年,海军引入了一套战术条令的最初草案,这是后来一系列详细阐述海军形成中的战术观念的书籍的先导。最初出现在1930年《暂行舰队部署及作战计划》(Tentative Fleet Dispositions and Battle Plans)中的观念后来被编篆成典。对最初的观念加以修正的文件有:1934年《作战条令》(F.T.P. 143=第143号舰队战术出版物)、 1934年《基本战术条令》(F.T.P. 142)、1940年《作战条令》(F.T.P. 188)以及许多版本的U.S.F. 10 《现行战术命令》(Current Tactical Orders)。这些书籍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二战之前的若干年中海军观念的发展历程。
作战计划的发展
30年代最重大的进步是作战计划的引入。作战计划是在大规模交战之中舰队运作的主要提纲。必须明确的是:作战计划并不是死板的指令,而是简要的指导。指挥官应以作战计划为指导,制定出符合眼前具体情况的自己的计划。
作战计划将前所未见的灵活性赋予了战术指挥官(译注:Officer in Tactical Command = OTC。OTC并不一定是舰队中军衔最高者。莱特湾海战TG34.5南下时,OTC并不是第三舰队司令哈尔西,而是战列舰第7分队——该大队的主力——的司令。当然技术军官如军医、牧师也不能担任)。在交战之前,各种计划都已是所有军官人手一份,每个计划都冠以某个字母代号,一旦发出某个特定代号,就意味着执行相应的某个计划。每个下级军官都已经对自己在各个计划中扮演的角色了若指掌,因此他们一接到代号就可以立刻开始执行自己的任务。

主要的作战计划
在战术文件中设想了两类基本的交战类型:正常交战和反向交战,以及四档距离:极远距、远距、中距、近距。极远距是指27000码以上,远距是21000—27000码,中距17000—21000码,近距17000码以下。
在正常交战中,双方的战列线沿着几乎平行的航线同向前进。较强的一方会选择进行正常交战,当其占有航速优势时尤其如此。因为它可以借助航速优势超越敌方战列,随后压向敌方前卫的侧翼以实现包围式的侧翼攻势。这是战列舰交战的传统套路,在对马,在日德兰,在帆船时代的多次交战中屡试不爽。美国海军显然假定敌方会希望采取此类交战方式。(译注:这一点表现了美国海军战术观念的逐渐成熟。海军将其BB的“重甲巨炮乌龟”特性纳入了战术层面的考虑,在美舰航速比其他海军强国均为低的情况下,对方显然会好好利用航速优势。)
另一种基本交战类型是反向交战。双方战列线仍会沿着几乎平行的航线前进,但却是相向而行。这种非常规的接敌方式可以抵消美国海军战列线的航速劣势。
在三大海军强国中,只有美国海军没有战列巡洋舰。皇家海军和日本帝国海军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高速战巡,作为在其战列线前方展开的独立前卫(译注:原文为detached wing,如从舷侧方向观察,突前的战巡纵列可以视为是战列线延伸出去的一个侧翼wing,此处勉强译为“独立前卫”)。美国海军缺乏一套有效的反制敌方战巡的措施,于是害怕敌方战巡凭借高速在美国战列线前方占领阵位,迫使美国舰队转向或是形成T字。
用一支战列舰分舰队来反制敌方独立前卫的实验以失败告终。因为战列舰队的分散将会导致彻底失败。最终,海军认为应对敌方独立前卫的最佳方式是采取违反常规的机动动作,使敌方无法预料。而反向交战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它可以使面对我方队尾的敌方轻型舰艇处于一个无法发动有效攻势的位置(译注:相向运动造成较高的相对航速)。如果敌战列舰线进行180度大回转,就必须同时重新部署其轻型舰艇,否则也无法改善其处境。(译注:在180度掉头后,轻型舰艇须回复到前2/3后1/3的部署比例。战列舰队的战斗队形是一种严密、稳定、平衡的状态,保持队形就不会出现意外的损失。然而,阵形的变换过程却是不严密、不稳定、不平衡的,此时的舰队最为脆弱。转向也可视为是一种较小的变阵。指挥官们往往力求打乱对方的阵型或逼迫其变阵,以乘机猛攻。因此日德兰海战中,杰利科和舍尔都在变阵时有所顾虑)同样,敌方的独立前卫也无法就位。由此,反向交战可以迫使敌方:如果想在平行航线上交战的话就必须将其战巡部署在队列尾部。反向交战是美国海军“夺取主动、控制节奏”思路的另一种延伸方式。

作战计划的测试
通过历次舰队问题演习,海军测试并修正了自己的作战计划;至关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在应用于实战之前必须先由实践证明是有效的。最初的测试发生在1930年举行的第5和第6次舰队问题演习中,其结果是令人鼓舞的。两次演习的蓝色舰队司令,科尔海军中将作出如下评论:“1930年《暂行舰队部署及作战计划》赋予我们自我多年服役以来所见过的最为巨大的舰队战术进步。它使得战术指挥官能够极大地提高指挥灵活性,从最初的战术侦察开始,经过主力交战,直至敌方最终溃败。我方的最大危险在于,一成不变地坚信在4-6万码上观察得来的敌方实力及部署情报,即便这是在最有利于水面或空中战术侦察的能见度条件下作出的。我们必须具有灵活应变的战术形式,并且具备运用这些战术的灵活的头脑。”
黑色舰队司令,波斯特威克海军中将也作出了类似的积极评论:“ 1930年《暂行舰队部署及作战计划》的实施,为舰队战术的进步提供了可能。这份新的文件已被证明易学易用……所有用过的人都热切地接受了它,这就有必要根据《暂行舰队部署及作战计划》以及《战列线的队形与机动》(译注:前面已经介绍了文中的各种队形)的精神,对我们所有的条例和手册进行通盘考虑,并对《作战条令》和《基本战术条令》进行一次仔细的修订。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战计划得到了修正,并在1934年由F.T.P. 142《基本战术条令》予以文本化。30年代的后续测试表明没有必要做任何重大的更改,这些计划在1940年以F.T.P. 188《基本战术条令》的形式修订再版。

作战计划的运用
由于作战计划的成功,如何运用计划就成为了30年代海军理念的中心。
“战斗将会根据一个明确的计划进行……这个作战计划可能会通过适当的通用信号予以发布,信号中的数字和字母可能是指向《基本战术条令》第14章中的某个典型作战计划,也可能是代表由某位负有责任的司令官为某个特殊作战量身定做的另一个计划。”
“部队的临场作战部署是完全灵活的,将由在场资深军官(Senior Officer Present,即战术指挥官OTC)确定。这将取决于他的作战计划,而计划本身则取决于敌我双方的兵力。”
作战计划是根据战术情势和运用环境的某一特定组合来制定的。有效的计划会扬已所长,抑彼之短。
“作战计划必须通过运用本方在方法、技能、物质方面已知或估计的优势,并利用敌方已知或估计的劣势或消除其优势的办法击败敌人。”
“空中弹着观测的能力、战列舰火炮射程、战列舰相对防御水平等因素将成为采取何种战斗模式更有利的判断依据。”
“战斗将会根据一个非常明确的计划进行。这个计划的要点是发扬我方占据优势的那种兵器,其他兵器的运作应当遵循有利于优势武器运作的原则进行。”
以通用格式下达的简洁的作战方案,使得海军军官们能够在白热化的战斗中为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形早做计划,并在其间迅速转换。人们相信,这种灵活的计划合乎战争冲突所固有的变动无常、使人迷惑的本质,定能使海军能够迅速应对周遭变动的态势,始终领先于潜在的敌人。

四、海军观念的修正
强调积极进攻以及在空中观测条件下的远距炮击,这是间战期海军理念的标志。随着舰载机性能的提高,使用舰载机、驱逐舰鱼雷和战列舰大炮在战斗之初进攻敌方战列舰队的观点也被引入海军战术理念。这一时期的舰船设计虽然仍把积极进攻奉为重点,但对于防御已更加重视,薄皮舰艇在历次舰队问题演习和战术图演中的表现成为新设计的一部分基础。

积极进攻
希望通过坚决进攻的方式夺取并保有战术主动权,是间战期海军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海军上将Schofield的话来说:“我认为我军在进攻时比防守时更强大,更迅速,更有效。”
舰队问题演习为“积极进攻可以获得优势”的说法提供了证据。在第10次演习中,较弱的黑方航母部队用列克星顿号搜索并攻击了蓝方航母部队,从而掌握了制空权。自萨拉托加号和兰利号双双失去战斗力后,蓝色舰队在剩余的演习时间里处于极大的劣势。裁判长总结道:“在一场充斥着大量资料需要思考并反馈的现代战争中,如果能够判明并掌握战术优势,就可以突然摧毁(敌方)主要兵力,并可能取得压倒性胜利。”
用历史学家Wayne Hughes的话来说,海军已经意识到“有效地抢先进攻”的必要性。这一观点在此后的新装备设计、研发计划和海军炮术演习中得到了强调。
不论是近程还是远程的战斗演习都强调了尽早命中目标的重要性。一艘迅速击中目标的军舰与另一艘得手较晚,却拥有同等甚至更多命中次数的友舰相比,得到的分数要多得多。在演习中延迟击中目标意味着低分,在战争中也许会导致失败。
在认识到“先下手为强”可能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之后,海军开始为了实现这种“先手”而寻求新的装备。侦察轰炸机的发展是其中的重要一步。这一概念在SBD身上达到了顶峰,这种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中途岛胜利的关键。
在交战之初立即展开精确射击的期望,刺激了雷达发展以及将其整合进火控系统的步伐。早期的雷达装置缺乏独立提供准确的瞄准信息的能力,因为波长太长,无法给出目标的方向数据以便形成火控参数,但它们提供的距离信息比目视手段准确得多,特别是在低能见度条件下。这一类早期雷达在1942年的所罗门群岛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海军的积极进攻原则是间战期许多重要决策的基础。建立这一理念并非仅仅为了造成敌方物质上的损失,更是让对方始终无法保持平衡,从而削弱其战斗效率。主动权永远不能拱手让人,必须始终利用它向敌人施加压力。

利用机动,取得主动
在30年代,机动成为了夺取并保有战术主动权的另一种途径。战术书籍中详细讲解的反向交战(译注:前文已有描述)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总司令已经煞费苦心地发展了一种在相向航线上进行舰队交战的技术。他认为这种交战形式为一支训练有素的舰队提供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机会。更妙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方法确信能够迫使敌方:如果想在平行航线上交战的话就必须将其战巡布置在队尾……没错,如果我方选择反向交战,敌我双方的行动机会将是均等的,前提是敌人能够立即判断出我们的意图并且他手下舰队的训练完美到可以迅速执行一种全新而且复杂的机动方案的话。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方还是占有先发优势,在敌人模仿我方机动之前至少能领先5分钟。”(译注:战术书籍中对5分钟津津乐道的乐观主义令人感动,战术学讲求精确严密,这也许是职业习惯。但真打起来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欺骗机动则是另一个例子,其目的是诱使敌人向错误的方向展开兵力。在第15次舰队问题演习中,蓝方的作战指令中包含了这样一个欺骗计划:“当双方舰队接近到射击距离时,灰方将因其战巡部队的位置(位于战列舰队前方)而感到相当地尴尬,因为他必须避免(突前的)战巡在灰方战列舰队加入战斗之前就被蓝方战列舰队压倒。这就迫使灰方在其战列舰队展开之前,提早将其战巡转向拟定交战的侧翼。很有可能他会在得到蓝方展开方向的第一丝暗示时就开始移动战巡。于是乎,此时的他非常容易被蓝方的欺骗所迷惑。”
设想中的欺骗机动是:“战列舰队以分队纵列队形改变航向,离开预定的舰队展开方向。”(译注:没图不好理解,原文是change of course of the Battle Line by division column movement away from the intended direction of the fleet deployment,我猜大致是杰利科“6变1魔术”的逆转)由于演习当时的能见度限制,蓝方没能用上这些欺骗机动,但通过机动取得主动权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空中观测条件下的远距炮击
在最大有效射程上开火的好处早已为人所知。战术书籍中强调了这种进攻中的良好手段。“通常应在当时当地条件允许的最大有效射程上开火。占得先机的好处极为巨大,因此应不遗余力地追求及早命中。必须牢记的是,在极远距离上的弹药消耗与其打击效果相比也许会过大。”
这一观点被海军信奉的证据可以在海军历次演习中找到;存在着大量的战列舰在极远距离开火的例子。
第10次舰队问题演习(1930年),新墨西哥号在35000码的极远距离开火。
第11次舰队问题演习(1930年)的模拟对抗中,双方在32000码上开火。
第13次舰队问题演习(1932年),内华达号在30000码开火。
第16次舰队问题演习(1935年),38000码。
第17次舰队问题演习(1936年),最大射程被认为是35000码。第20次舰队问题演习(1939年)所采取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这个。
海军军事学院演习所显示的开火距离稍近,通常是由于能见度限制。在1933年的Tactical Problem III-1934-SR中双方战列舰队在27000码上开始交战,能见度为28000码。1935年的Operations Problem II-1935-SR的开火距离为27000码。1935年Operations Problem III-1935-S,能见度被限制在25000码,这就妨碍了蓝方利用其极远距离射击的优势。
在能见度适当的条件下,在这样的距离上的射击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但如果离开了空中观测,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光线、海况、风向均有利的条件下,黑方战列舰队的射击非常精确。白方舰队的桅杆清楚地显现出来。在飞机引导下保持有效射击毫无困难,我相信在26000码距离上我们的每次齐射都可以对敌舰形成跨射。这正值远程炮击的理想天气和海况。敌方纵队的先头一经接触便受到了猛烈炮击,无疑是在敌方有能力在一条更有利的航线上展开兵力之前就施加了巨大损害。”
在没有空中观测的情况下,战列舰主炮的最大有效射程被认为是28000码。然而在舰队问题演习的模拟战斗中,如果没有空中观测的话,战列舰主炮的命中率在22000码以上就要打对折。
海军军事学院对空中观测的有效性的评估值更高;在1935年曾预计,空中观测在29000码距离上的命中弹数6倍于舰上观测。为有效的远程射击提供空中观测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集中射击
空中观测再加上集中射击,可以在战斗伊始迅速取得优势。美国海军第一次接触到集中射击的潜在效用,是一战期间与皇家海军并肩作战的时候。“1917年,英国军官们宣称一到两个战列舰分队的集中射击可以打断敌方整条战列线,就像纳尔逊曾经做过的那样。”30年代,集中射击在舰队问题演习和战术推演中得到了着力推行。
在第16次舰队问题演习中,爱达荷号在6分钟内被6艘敌方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在极远距离上集中火力摧毁。爱达荷号在此前的演习中曾被鱼雷击中,但仍然具备有效战力,直至在敌方集中射击下丧失战斗力。战列舰第三分队的另两艘军舰随后也被逐一压倒。
“我们认为,裁判组对于战列舰第三分队作出的损害判定是恰当的,该分队受到来自敌方战列舰及战列巡洋舰的集中射击约30分钟”
在第20次舰队问题演习中,加利福尼亚号被两艘黑方战列舰在17500码的中等距离上集火重创。仅仅几分钟的持续射击,就使得加利福尼亚号负重伤,被迫退出战列。在海军军事学院1933年举行的Tactical Problem III-1934-SR中,两艘橙方战列舰在集中射击下迅速倒下。第一艘是被三艘蓝方战列舰群殴而死,第二艘在双重夹击下遭受了50%的损伤。
然而,人们也意识到集中射击的有效性也是有极限的。三对一就被认为是浪费,在正常情况下是不鼓励采取的。
1938年,海军用于舰队问题演习的裁判规则开始复杂化。对集中射击的效果作了专门规定:“如果两艘或更多军舰向一艘军舰集中射击,损害效果将增加50%。”更早版本的规则对于集中射击的损害程度并没有相应的规定;也许在较早的演习中,多舰集中射击的判定并不包含(削弱性的)惩罚,因此二打一的效果就会是单挑的双倍。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1938年之前的舰队问题演习中集中射击会显得如此威猛。

多兵种协同进攻(Combined Arms Attacks)
为了增强手中每一种武器的效果,海军尝试着对敌方战列线发动协同进攻。如果计划顺利实现的话,战列舰的炮弹,驱逐舰的鱼雷以及飞机的炸弹将会同时打击敌方战列线。人们希望火力的集中能够迅速压倒敌人。
海军少将Laning在他取名为《海战》的小册子中这样写道:“我们在完全不同种类的舰艇上装备着如此多样的武器,很显然,如果要使所有的武器发挥各自最大的效用,并且使我们的打击威力成为各类打击手段的总和的话,就必须在各类武器载具之间形成完美的协同。”
这一观点在战术推演中得到了广泛的尝试。海军军事学院1935年的第4次战术问题推演中,橙方由巡逻机和鱼雷轰炸机发动了一次协同进攻,抓住蓝方战列舰队正在进入战斗位置的时机击伤了数艘战列舰。宾夕法尼亚号因此受到共计40%的损伤。
在第15次舰队问题演习中,舰载机攻击的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与战列舰交战同时展开。“应当注意到,战术指挥官非常有效地将我方战列线的交战与空中进攻协调起来。”这种协同需要事先计划和准确计时,但如果能够成功这些努力一定会取得应有的报偿。在Operations Problem II-1935-SR的战术推演中,蓝方在战斗的开幕阶段发动空袭,重创了两艘红方战巡。
在第20次舰队问题演习中,对战列舰的攻击卓有成效。战列舰舰炮和飞机空袭联合起来摧毁了纽约号。俯冲轰炸机和鱼雷轰炸机共造成33%的损伤,其中大部分是在战斗初期发生的。而后是战列舰火炮结果了她,总共50%损伤来自舰炮。
实施这种协同作战的动机,大部分源于对攻击飞机脆弱特性的认识。“本人置疑使用舰载机攻击一个紧凑编队的战列舰分队的做法是否明智,除非条件极为有利或是有其他作战的掩护。我确信此种攻击可能以攻击机群蒙受巨大损失告终,而给战列舰造成的损伤是否对得起这个代价还存在疑问。”
演习裁判规则也反映了这一概念。如果没有防空火力,目标舰也无法机动规避的话,鱼雷攻击、俯冲轰炸和水平轰炸将会取得两倍的命中率。如果只满足其中一个条件,攻击的有效性就要打折。若是在舰队交战过程中发动空袭,敌方就要被迫做出选择:要么选择规避,同时降低了对美国军舰的射击有效性;要么保持固定航线,从而沦为空袭的好目标。
人们也希望通过空袭削弱敌方炮火的效力,为本方战列舰提供帮助。“我方希望在交战发生前不久或开始后不久的空袭可以导致灰方战列舰队的火控设备、副炮和通讯设备严重损伤。某些灰方战列舰的航速可能降低,并因此被迫退出战列。”
通过协调所有武器同时打击敌方战列线,海军希望能实现每一种武器的效能最大化。这是海军始终强调的“在战斗之初发动积极进攻,以控制节奏、消灭敌人”的观点的自然延伸。

防御更好的设计方案
舰队问题演习和战术推演的实践显示出了在华盛顿条约桎梏下建造的头两级重巡洋舰的脆弱性。这些“铁皮舰”,就像她们的绰号那样,在夜间近战中极易损坏。这种情形对于重巡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她们不光是战列舰和轻巡的俎上鱼肉,连驱逐领舰都可以造成重创。Laning在担任侦察分舰队(Scouting Force)司令时也注意到了重巡在近距作战中的脆弱性,他总结认为,舰队战中的重巡洋舰应当能在8000码内击退轻巡,在零距离至4000码范围内击退驱逐舰。在这种距离上,120毫米、130毫米和152毫米炮火将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巡洋舰因此需要更多的装甲。幸运的是,设计的进步使得较新的军舰可以在不牺牲火力或速度的情况下享有大幅度强化的防御。
这种设计的成果是波特兰级和新奥尔良级。这两级军舰的弹药库防护足以抵挡8寸炮,其他致命部位则能防御Laning所预测的从近距离射来的5寸炮弹。这些额外的装甲将会立下功劳。在1942年8月13日(译注:原文如此,应为11月13日)凌晨瓜达尔卡纳尔岛外海爆发的夜战中,新奥尔良级的旧金山号在被击中数发14寸炮弹后仍然幸存。

五、共同观念的果实
当海军军官们越来越深地领会这套共同的观念时,他们在战斗中也更能实现协同作战。这使得海军能够发挥它最强大的武器——海军军官团的才干和技能。“总司令认为我军拥有世界上最为精明能干、训练有素的军官团。这是我军今日最大的资产。他期待它能在战斗中发挥到极限。因此,他希望我们严格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判断战斗中的每一种情况,而不是依据某种很久以前印发的教条。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性的、积极的、攻击性的行动,这必须成为每个将军和舰长的指导思想。”
为了鼓励灵活性和主动性,总司令Sellers海军上将在1934年的第15次舰队问题演习时决定将作战计划抛诸脑后。“我想要强调的第二个观点是关于灵活性的。作为战术指挥官,我会抱着完全开放的心态开始这次演习。我没有既定的计划。舰队会搜索敌人并发动空袭。战列舰队及其附属部队的运用将视情势发展来执行,不管这种情势会发展成什么样。通用讯号的运用,使我们可能以任何想要的方式调动舰队。实事求是,这是唯一一条永恒有效的海军战术原则。”
Sellers特别热衷于让舰队的军官们接受挑战,去评估不断变动的情势。就第15次舰队问题演习来说,他的计划是“在较长的时间内为双方各级指挥官提供一个迅速变动的环境。”其目的是为了促使军官们承认并接受作战情况的易变性:“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战术训练几乎全都是针对单一的情况进行估计。时不时地多提供几种情况固然不错,但我相信,根据每时每刻都在变动着的情况做出连续或是实时的估计的训练方式一定会是一种好得多的备战措施。我们可以把它比作电影,当故事逐渐展开时,我们的思维必须警觉地追随其轨迹。”
海军上将Reeves在他1935年主持第16次舰队问题演习时进一步强调了灵活思考的重要性:“推测敌人可能的行动固然重要,但如果敌人的行动出乎意料,我们也不应吃惊。真正重要的是当敌人行动之后我们要如何应对,以及了解敌人的行动。”
海军能够对战斗采取如此灵活的应对态度,表明为了建立共同观念而付出的心血至此已经结成了果实。允许海军军官们在没有具体指令的情况下,根据变化着的情势迅速且协调一致地作出反应,这种做法是相当惊人的。在第15次舰队问题演习中,舰队的主要兵力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应当注意到,总司令并没有向任何分遣部队——比如航空部队、潜艇部队或侦察舰队——发出重要命令。以上部队完全根据现行的《作战条令》进行作战,由此证明了舰队在理论教习上的巨大进步。演习之后,总司令认为《作战条令》无需作任何补充。事实上,条令已广为人知,新加入舰队的单位也大部分要求进行学习。”
当与一个制定良好的计划相结合时,共同观念将会使军官们了解他们在战斗中的共同使命,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分头奋战。“战术指挥官认为,所有的下属指挥官应对各自部队的运作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如果到了显然应当做某事的时候,他希望不要有人坐等命令下达才动手。(战前)指令的目的。是将战术指挥官现有的意图和想法向下属指挥官作一告知,这些都可能在交战过程中因事先不可预见的情况而作大幅度修正。不过,战术指挥官希望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所有的部队应以发挥其最大战力的方式加以运用。”
胜利取决于各个指挥者解读和执行命令的能力,以及他们在总体计划和当前战术态势中的位置。每个军官都应了解现时的情况,并对潜在的机会保持警觉。
有那么一种共同观念存在,使得海军能够运用其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军官团的训练和教育。对特定作战计划的公式化表述,能够确保全体军官了解作战计划以及各自的战斗角色,从而提升了观念的有效作用。这是珍珠港事件之前多年一贯的目标,美国海军做到了。

六、总结
在间战期之初,海军还缺乏共同的观念。最初的补救措施集中于两个主题:编队队形的发展是为了在战斗中协调舰队运动,积极进攻是为了在交战之处夺取主动权。共同观念的缺位使得第二个主题难以实现,于是海军最初仅是着重发展极远程炮击能力。
到1930年时,海军的观念已经更为成熟。在这一年中发布了一系列条令草案,以便为指挥官根据未来交战中的预计条件制定更为明确的作战计划建立基础。这些条令和计划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并被迅速纳入海军的理论教习框架。
对积极进攻的重视依然如故,而且得到了扩展。它影响了舰船设计决策和研发计划,并且成为了炮术演习的基础。随着海军利用飞机和战列舰火炮远程打击敌人的能力的增长,积极进攻的思想成为了海军间战观念的重大部分。
随着海军军官团对共同观念日渐熟悉,海军同时实现协同作战和分散指挥控制结构的希望成为了可能,这就是所有观念发展的主要目的。30年代晚期的舰队问题演习中越来越多地提倡个人主动性,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作为舰队核心的战列舰队被摧毁了,但是已经形成的观念原则很容易就能应用于海军的剩余兵力。此后的历次海战——不管是航空母舰独领风骚的那些,还是鱼雷主宰的混乱夜战——其胜利都是运用海军战术观念原则的结果。强调攻势,依靠个人主动性,分散的指挥控制结构,这些就是帮助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有效观念的标志。

原文题为《Building a Doctrine: U.S. Naval Tactics and Battle Plans in the Interwar Period》,载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val History》2002年10月号
下载地址:http://www.ijnhonline.org/wp-con ... e-usn_-rev10-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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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兵

二年服役纪念章

发表于 2017-1-6 19:25:35 | 显示全部楼层
写的真好,翻译的也好
胜则驰骋于广阔海洋
败则长眠于漫漫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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